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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重醴泉张弼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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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章 裕和垦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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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同治十一年,公元1872年,张振勋31岁。

  巴达维亚城南三十里,有一片荒芜了多年的坡地。说是荒地,其实也不是全然不长东西——野草长得比人还高,密匝匝的,风吹过的时候哗啦啦地响,像一片绿色的海。坡地下头有一条河,雨季的时候水能涨到两岸齐平,旱季就剩一条窄窄的水道,露出河床上圆滚滚的卵石。

  张振勋站在坡顶,望着脚下这片起伏的土地,手里的草帽扇着风。日头很毒,晒得他后脖颈发烫,可他站了很久,一动不动的,像一尊插在地里的石桩。

  “掌柜的,“黄阿福在旁边擦着汗,实在憋不住了,“这地……能种东西?这草都快成林了,得费多大功夫才清得出来?“

  张振勋没有回答他。他弯腰拔了一根野草起来,放在手心里看了看——草根扎得深,带着一大坨潮湿的泥土。他把土在指间碾碎了,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。那土有一股淡淡的腥气,是肥土才有的味道。

  “能种。“他说,把手上的土拍掉,“这地肥得很。草长得这么疯,底下的土差不了。“

  张振勋花了半个月的时间,把这片坡地的地契拿到了手。地价不贵——在荷兰人眼里,这种长满了野草的荒坡一文不值。可在张振勋眼里,这不是荒坡,是一片等着他下笔的白纸。

  他找人清地。雇了两百多个本地劳工和几十个华侨,先是放火烧荒。大火烧了三天三夜,把坡上的野草和灌木烧得干干净净,露出一片黑黢黢的土地。接着是翻地,他托人从中国买来了几十把新式的铁犁,套上水牛,把烧过的土地犁了一遍又一遍。那些被野草盘踞了不知多少年的根须在犁刃下翻卷上来,晒在太阳底下,干枯了,碎成了土。

  然后是引水。他带着人从坡下的河里挖了一条灌溉渠,绕着坡地转了半圈,又分出许多细小的支渠,像血脉一样遍布整片土地。水渠修好的那天,张振勋蹲在渠边,看着清亮亮的河水顺着新挖的渠道汩汩地流进地里,渗进那干渴的泥土里,发出“嗤嗤“的声响,像大地在喝水。

  第一批种下去的是椰子。椰子树耐旱,不挑地,种下去三四年就能结果。接着是咖啡——他在坡地的背阴面选了块地方,种下了从阿拉伯引进的咖啡苗。然后是橡胶、胡椒、茶叶,每一种都挑适合的地势和朝向,不挤不抢,各自有各自的位置。在最外围的坡地上,他还种了红薯和木薯,既是给工人们的口粮,也能固土防流失。

  他在坡顶搭了一间竹棚,白天在棚子里办公,晚上就在棚子里睡。工头们每天来汇报进度——今天清了哪块地、明天种了多少苗、哪条水渠需要加固——他一条一条地听,在账本上一笔一笔地记。记完了,他就下地去看。他脱了长衫,卷起裤腿,光着脚踩在翻过的泥土里,看树苗的间距合不合适,看水的流速快慢,看工人的活儿干得细不细。

  三个月之后,原来的荒坡已经变了模样。一排排整齐的椰子树苗在风里摇晃着宽大的叶子,咖啡苗矮矮的、绿油油的,橡胶树的小苗才刚刚种下。从坡顶望下去,整片地像一块被精心织过的绿毯,纹路清晰,层次分明。

  张振勋站在坡顶看着这一切,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踏实感。这种踏实感跟做酒税、做典当不一样——酒税的钱从洋人的酒杯里来,典当的钱从别人的急难里来,都像水一样流进来又流出去。可这片地是实的。这些树是他亲手一棵一棵看着种下去的,它们在土里扎根,在风里长高,在太阳底下绿得发亮。

  他把这片垦殖公司起名叫“裕和“。裕和垦殖公司。

  “裕“是昌裕兴隆的裕。这个字他喜欢。他在巴达维亚的商行叫裕和,酒庄也叫裕和,现在垦殖公司还是叫裕和。将来他无论走到哪里,做什么生意,都要挂这个“裕“字。

  他有时候会想,“裕“字的左边是衣服旁,右边是“谷“——有衣穿、有粮吃,人才能昌裕。他张振勋从大埔的山沟里出来,见过了太多没衣穿、没粮吃的人。他做米粮、做垦殖、做贸易,归根结底都是在做一件事——让“谷“多起来,让“衣“多起来,让那些赤着脚饿着肚子的人,至少能有一口饭吃、有一件衣穿。

  他把这个念头藏在心里,没有跟任何人说。可每次看到“裕和“两个字挂在门楣上,他就觉得沉甸甸的,像扛着一袋粮食走在山路上,累,却踏实。

  垦殖公司步上正轨之后,张振勋决定回家。

  这个念头在心里藏了很久了。从咸丰八年离家,到如今同治十一年,整整十四年。这些年,张振勋和家里保持着书信联系,也汇了不少钱财回去。父母已年纪老迈,弟妹也长大成人,原配妻子陈珏,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,他不敢想象她在这些年的变化。

  如今,张振勋有了自己的地、自己的产业,他觉得自己可以回去了。至少,可以回家里看一看。

  是日,他给家里写了一封信,说明归期,并附银元五十,托汕头到潮州的船帮捎过去。数日后,便收拾行李启程。

  他带了两大箱东西。一箱是洋布——荷兰产的细棉布,花色鲜亮,比家乡的土布好得多。他让惠兰惠莲帮着挑的,一匹一匹地叠好,给母亲、给陈珏、给妹妹和弟媳妇们各挑了几匹。另一箱是西药——奎宁、金鸡纳霜、止痛片、还有几种治疟疾的成药。巴达维亚的洋人药房里什么都有,他把常见的药都买了一些,用油纸包好,塞得满满当当。此外还有几块怀表、一盏煤油灯、几把钢剪刀——都是南洋的稀罕物,回去送给乡亲们。

  临行前的晚上,惠兰和惠莲帮他收拾行装。惠兰默默地把一件新做的棉袄塞进箱子里,说:“南洋热,家里那边冷,你路上穿。“惠莲在旁边转来转去的,一会儿往他包里塞一包糖,一会儿又塞一包肉干,嘴里不停地说:“这个给阿妈,这个给姐姐……“张振勋由着她们忙活,坐在床沿上看着,心里又暖又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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