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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重醴泉张弼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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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 米粮危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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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871年初夏,巴达维亚的天空像一口倒扣的铜锅,闷得让人喘不上气。

  张振勋坐在账房里,面前摊着一本账簿,手里攥着一支秃了尖的毛笔,已经很久没有落墨了。账面上的数字他翻来覆去看了三遍,每一遍得出的结论都一样——温记粮行的库存大米只剩不到三百担,而距离下一批暹罗米到港,至少还要四十天。

  他放下笔,揉了揉太阳穴,站起来走到门口。

  街上的情形跟前些日子不太一样了。往常这时候,正是米店最热闹的时辰,来买米的主妇、替东家跑腿的伙计,排着队在门口等着称米。可这些天,来的人少了,就算来了,手里攥着的钱也比以前少了,称米的分量也减了——以前一次买十斤的,现在只买三斤;以前买白米的,现在改买糙米。

  打仗了。荷印殖民政府跟爪哇中部的苏丹国开战,消息是半个月前传过来的。据说苏丹的军队已经打到了三宝垄附近,荷兰人正在从各个殖民地调兵,爪哇岛上的粮食运输线几乎全断了。巴达维亚城里,米价一天一个样,前天涨两成,昨天涨三成,今天又涨了一成半。

  张振勋站在门槛上,看着街对面那个卖椰浆饭的老太太收摊,扁担上挑着的两只木桶空空的,比往日早收了一个多时辰。她路过米店门口的时候,张振勋跟她打了个招呼。

  “阿婆,今天的饭卖得快?“

  “快啥快,“老太太用围裙擦了把脸上的汗,“米太贵了,我煮一锅饭的成本比以前多了一半,卖价又不敢涨太多,卖一碗亏一碗。再这样下去,我这摊子也摆不成了。“

  老太太走远了。张振勋站在门口,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街角,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。他转身回了账房,重新翻开账簿,把那一行行的数字又看了一遍,这一次看得更慢,每一个数都在脑子里过了三遍。

  温记粮行的库存不多,这既是坏事,也是好事。好事是,一旦米价继续涨,手上的三百担米就是三百担现钱。坏事是,这三百担米卖完了,下一批货还不知道在哪里。

  他正在盘算,前头店堂里忽然传来一阵嘈杂声。张振勋放下账本走出去,看见几个穿着荷兰殖民政府制服的人正站在店堂里,为首的是个矮胖的荷兰人,戴着一顶白色遮阳帽,腰间挎着一把佩剑,手里拿着一叠盖了红印章的纸。

  “谁是店主?“那荷兰人的官话说得磕磕巴巴,但语气不小。

  张振勋走上前去拱了拱手:“我是。请问阁下是——“

  “我是巴达维亚总督府物资征用处的范德赫姆。“那荷兰人把手里那叠纸往柜台上一拍,“总督府命令,征用城内所有米商的现有库存,充作军粮。这是征用令。你的库存有多少?立刻报数。“

  张振勋的目光落在那张纸上。纸的上方印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徽章,下面是一行行的荷兰文,他认出了其中几个词——“征用“、“军粮“、“限期三日“。他又看了看纸的右下角,那里盖着总督府的大印,红通通的,像一只睁着的眼睛。

  “范德赫姆先生,“他说,语调不紧不慢,“温记粮行现有库存大米二百八十担。按总督府的征用令,是要全部征走吗?“

  “全部。“范德赫姆板着脸说,“这是总督的命令。大米用于前线军队,战争结束后,总督府会按市价给你们结算。“

  “按市价结算?“张振勋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,“什么市价?现在的市价,还是战争结束后的市价?“

  范德赫姆皱了皱眉:“当然是战争结束后的市价。这是规矩。“

  “规矩。“张振勋把这两个字重复了一遍,脸上没有什么表情,心里却像被一根针扎了一下。他明白了——所谓“征用“,就是把米白拿走,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一张不知道有多少钱的“借条“。等战争结束,米价早不知道跌到什么地方去了,到时候结算的是战后的市价,跟他这批米现在的价值差了十万八千里。

  他心里转了好几个念头,面上却不动声色。“范德赫姆先生,总督府的命令我们自然遵从。不过,二百八十担米要清点、装袋、搬运,需要些时间。能不能宽限两天?后天一早,我把米备好,你们来拉。“

  范德赫姆看了他一会儿,点了点头:“后天上午,我派人来取。“他又补了一句,“别想着藏,被查出来,不是征用那么简单。“

  “不敢不敢。“张振勋拱了拱手,把他送出了门。

  等那顶白色遮阳帽消失在街角,张振勋把店门关上了。他回到账房,坐下来,拿了一支新的炭条,在包货纸上开始写写画画。他画的是巴达维亚周边的地图——城北是码头,城南有大片的村落,那些村落里住着爪哇土著,种水稻、种椰子、种各种热带作物。

 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。几年前,温老板带他去城南的一个村落收过一笔陈年旧账。那村落的头人跟温老板有旧交,村里种的水稻除了自己吃,还有一些余粮。当时温老板还说过一句:“这些土著的村子,别看他们穷,粮食自给自足。要是城里断了粮,他们反倒是最有粮的地方。“

  张振勋把炭条在纸面上顿了顿。他抬起头来,朝窗外望去。巴达维亚午后的阳光正烈,把街面上的青石板晒得发白,腾起一层热浪。远处隐约有炮声,闷闷的,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。

  他放下炭条,站起来,出了门。

  张振勋花了两天时间,跑遍了巴达维亚城南的六个土著村落。他骑着一匹租来的矮脚马,穿梭在椰子林和稻田之间,后脖颈晒脱了一层皮,嘴唇干得裂了口子。

  第一个村子的人根本不让他进。村口的几个年轻人横着长矛拦住了路,用马来话朝他嚷嚷。他拿出在马车上准备好的几包盐和几块肥皂递过去,又用这两年学的马来话跟他们解释,说自己是城里的米商,想跟头人谈笔生意。那几个年轻人看了盐和肥皂,态度缓和了一些,其中一个跑进去通报。过了约莫半个时辰,他被带进了村里。

  村头人是个五十多岁的老者,瘦得像一截竹子,但腰板挺直,眼神锐利。他坐在竹棚底下,面前摆着一碗棕榈酒,也不请张振勋喝,只是上下打量着他。

  “你是汉人。“老者用口音浓重的马来话说,“汉人来我们村子,不是收租就是收债。你要做什么?“

  张振勋在老者对面盘腿坐下,把一袋东西放在两人中间,解开袋口。里面是白花花的大米,成色上等,是他在城里特意带上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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